一城好风景，半缘烟火半缘君

夫环而攻之，必有得天时者矣。

[14]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二章。大者，没有内外界限之义。

认为养之无益而舍弃不养，是不耘苗者也，即什么功夫也不用，这当然是不对的。既要保持人格，又要实现救世，二者能不能统一呢？孟子通过殷汤聘请伊尹的故事阐述了他的观点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[4] 见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二章。如果善养，体之充也之气就能够成为浩然之气，如果不善养，就只是体之充也之气。

[16]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二章。[28]《孟子·离娄上》二十章。教的共同点在于启发人的自觉，而不是靠行政命令使人服从。

[3] 将一平方里的土地，按井字划分成九块，每块约一百亩。其主要措施，就是开放市场，让其自由发展，依法进行管理，而少收或不收各种名目的税。人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却不能供养父母，还要借债以纳税，结果是一家老小抛尸沟中，这能算是为民父母吗？夫世禄，滕固行之矣。民之为道是说，人民的生活，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，其中有一个基本道理，这就是有了恒产，即有物质生活的保证，才会有恒心，即道德意识。

因而他们代表了社会良知，有一种社会责任感，同时也有发挥才能的机会，不必为财产问题过于担心。[2]垄断一词出于《孟子》，原文是而独于富贵之中有私龙断焉。

也不应当有社会分工，一部分人从事一种职业而另一部分人从事另一种职业。教育和政治、经济有密切联系，但是又不能互相代替，教育有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，它不仅能培养出各种专门人才，而且承担着社会价值的重任。不素餐兮，孰大于是？[43] 这里的君子就是劳心者中的道德高尚者。三者比较，孟子赞成助法，而认为贡法最不好。

孟子所说的所以别野人也就是以私田为野人所有，并以此区别于君子。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，其积极性就自然提高了，不用统治者过多的管理。孟子问陈相：许行必须自己种粮食而后吃饭吗？回答说：是。这里所说，是指劳心即脑力劳动与劳力即体力劳动的不同。

[10] 经界之正与不正，就在于百亩之地是否均平。但是，如果样样都要自己制造出来然后使用，那是办不到的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

经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谷禄不平，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。这样的人能为社会国家作大贡献，君主用他，就会受到尊重。

后稷教民稼穑，树艺五谷，五谷熟而民人育。有的人有仁，却并不富。乡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。但这都只是一些推测，其确实情况已经很难考证了。关于后者，我们还要专门讨论。耕者，助而不税，则天下之农皆悦，而愿耕于其野矣。

这其实也是对士的更高要求，既然成为了士，就要承担起士的社会责任，即使是生活上受到困苦，也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情操。随着需求的增长，经济也就越来越发展。

[34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三章。第二，劳心与劳力的分工，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，不仅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之所必需，而且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之所必需。

二、薄税敛以富民 在农业经济社会，生产的产量和品种是有限的，而税收的轻重，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。这是父权制的家庭，不是卿大夫之所谓家，对卿大夫不再封地，而是靠俸禄生活，公田所收，即供养朝廷和卿大夫。

[11]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七章。如果说，周初真有所谓井田制，那么，它是一种奴隶主所有制，其代表就是周王，即《诗经》所说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……故曰，或劳心，或劳力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

其核心是，人人都应当从事生产劳动，过自给自足的生活，不应当有人劳动而有人不劳动，不劳动者靠劳动者供养。这里所说的君子，是指卿大夫这样的官吏，即管理国家事务的人，不是指道德人格上与小人相对的君子。

他所谓民事不可缓也，正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，关系到国家的安危，更关系到人民的幸福。八家农民合力耕种公田，公田的任务完成后，再各自耕种自家的私田。

这样，就不会有欺诈行为。在孟子看来，社会公平决不意味着绝对平均主义。

又问：是自己制造的吗？回答：不是，用粟换的。[19]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三章。陈相在孟子的论证面前，已经不再坚持人人都要耕种并自己制造工具的学说，但他又提出，如果遵从许行的学说，则市场上的物价一样。这是物质生活有保证而精神生活很充实的和谐社会。

按照孟子的设想，除了百亩之田，还有五亩之宅，可以种桑树、养家畜。接着他又引用《周易·恒卦》中的爻辞，不恒其德，就很可能承受羞耻，进而说明恒是以德为其内容的，不只是一般的恒久。

统治者如果按礼而行，减少税收，节约开支，人民就会得到好处，就会以此为美。这是实行仁政的根本，一定要从根本做起（反其本）。

孟子所说，虽然是以农产品与手工产品的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，但它已具备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。又问：许行用陶器做饭，用铁器耕种吗？回答：是。